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

    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

    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

    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他才算躲过一劫。

    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