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人，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
大约在我住进解放军医院的第三天，我偶然看到医院走廊好像是常英的影子，从门边闪了一下。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一声：“是常英吗？我在这里。”
很快，常英和三弟甄荣、三弟媳余庆婵、二弟媳刘惠兰四人已经到了门口。
常英看到我头上缠着纱布，腿上打着石膏，浑身到处都包扎着伤口，泪水瞬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她扑了过来，直问那些人：“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心痛，让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些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常英拉着我的手，小声地对我说：“他们打你了吗？”我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
甄荣说：“你们办案人员应该依法办案，他有什么错，哪怕是犯罪了，也应该依法办案，不应该打人。”
我对甄荣说：“你要记住，他们的确对我实施了最残酷的暴力……”
刚要继续往下说，那些人打断了我的话，不让再说，接着把他们往外撵。
常英临走时捏着我的手说：“打死你也不能胡说。”
我也小声地对她说：“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不要管我，你也管不了我。”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我们仿佛是两条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小船，无力地挣扎着，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
这次常英来见面以后，由于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彼此只是关照不能自己害自己，把不属于自己的事往自己身上揽，不能乱说胡话。相反，正因为这次在医院看到常英那几天内憔悴的样子，让我更加舍不得她在家受罪，更加害怕因为我不能尽快脱身回家，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的情绪更加不安，焦虑更加沉重、紧张，心悸、恐慌，完全动摇了我的主观意志和自信心。
窗外，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却无法温暖我心中的寒冷。我望着那苍白的天花板，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不过常英最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从现在开始，你们怎么说，怎么定，怎么查，我都等着，反正就这个样子，最多局长不当回家做个体户过日子。这种想法，在我脑海里存了很久。
令人痛心和不堪回首的是，在那些人的诱骗、恐吓下，我最终没有坚持住，再次动摇了信念。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为了取悦那些人，为了保护他人，为了保护两个弟弟和常英不再像我这样受罪，我自作聪明，改变主意，主动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下来，葬送了自己，坑害了一家人。
如果不是这么愚蠢，也绝不会有此后四年半的深牢大狱之灾。
在解放军医院住了多少天，我当时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能准确记得。
大概是在6月4日左右离开的，离开时我身上所有的缝合线都还没拆。
仅换第一次药以后（可能是6月1日），林就对我说：“你现在天天挂水，我们没有找你，但你不要高枕无忧，你必须思考你以前交代的问题。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积极配合我们，争取从宽处理。等你出院后，就可以把材料整理整理尽快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条光明的前途和出路。
大约在我住进解放军医院的第三天，我偶然看到医院走廊好像是常英的影子，从门边闪了一下。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一声：“是常英吗？我在这里。”
很快，常英和三弟甄荣、三弟媳余庆婵、二弟媳刘惠兰四人已经到了门口。
常英看到我头上缠着纱布，腿上打着石膏，浑身到处都包扎着伤口，泪水瞬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她扑了过来，直问那些人：“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心痛，让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些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常英拉着我的手，小声地对我说：“他们打你了吗？”我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
甄荣说：“你们办案人员应该依法办案，他有什么错，哪怕是犯罪了，也应该依法办案，不应该打人。”
我对甄荣说：“你要记住，他们的确对我实施了最残酷的暴力……”
刚要继续往下说，那些人打断了我的话，不让再说，接着把他们往外撵。
常英临走时捏着我的手说：“打死你也不能胡说。”
我也小声地对她说：“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不要管我，你也管不了我。”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我们仿佛是两条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小船，无力地挣扎着，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
这次常英来见面以后，由于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彼此只是关照不能自己害自己，把不属于自己的事往自己身上揽，不能乱说胡话。相反，正因为这次在医院看到常英那几天内憔悴的样子，让我更加舍不得她在家受罪，更加害怕因为我不能尽快脱身回家，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
我的情绪更加不安，焦虑更加沉重、紧张，心悸、恐慌，完全动摇了我的主观意志和自信心。
窗外，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却无法温暖我心中的寒冷。我望着那苍白的天花板，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不过常英最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想，从现在开始，你们怎么说，怎么定，怎么查，我都等着，反正就这个样子，最多局长不当回家做个体户过日子。这种想法，在我脑海里存了很久。
令人痛心和不堪回首的是，在那些人的诱骗、恐吓下，我最终没有坚持住，再次动摇了信念。
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态度，为了取悦那些人，为了保护他人，为了保护两个弟弟和常英不再像我这样受罪，我自作聪明，改变主意，主动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下来，葬送了自己，坑害了一家人。
如果不是这么愚蠢，也绝不会有此后四年半的深牢大狱之灾。
在解放军医院住了多少天，我当时大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不能准确记得。
大概是在6月4日左右离开的，离开时我身上所有的缝合线都还没拆。
仅换第一次药以后（可能是6月1日），林就对我说：“你现在天天挂水，我们没有找你，但你不要高枕无忧，你必须思考你以前交代的问题。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积极配合我们，争取从宽处理。等你出院后，就可以把材料整理整理尽快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条光明的前途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