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院的电话打到那里,就意味着女儿大难临头了,我们的心头肉就会被无情地割走。

    我在心中不断地祈祷,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坚信不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永远都不会。

    那祈祷如同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中摇曳着,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

    然而,到了探视时间,我又收到了第二份病危通知书。

    就这样,在二姐家住的两个星期里,先后收到了三份病危通知书。

    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恐怖和焦虑的深渊中挣扎。

    我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吃饭时味同嚼蜡,睡觉时辗转反侧,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

    那恐惧如同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我们。

    第三个星期,负责女儿治疗抢救小组的医疗组长李恒珍医生告诉我们:“你的女儿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是她的造化大。

    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成功抢救过这么小的孩子。

    你们刚送来的时候,我也觉得救活的概率不到5%,所以才让你们签那样的保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