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日,中华帝国大本营宣布,于黄海海域全歼俄日联合舰队,俘获多艘敌舰,我方损失轻微,东北亚海权,已尽在帝国之手

    十月二十日,中华帝国大本营宣布,接受日本帝国的无条件投降,并将对日本派出驻军,改造日本政府。

    横扫千军如卷席

    中国的一连串大捷,终于震撼了整个世界。

    从伦敦的舰队街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从巴黎的咖啡厅到慕尼黑的啤酒馆,欧美报界长篇累牍地报道东方那个国家不可思议的神奇胜利。

    政治评论家一边口诛笔伐着沙皇体制的腐化,一边不无酸意地提出,据说那个东方国家里现在一切商品都要由政府定价,一切的生产活动都由政府来组织。这样一个现代版的斯巴达,是不是雅典式民主国家的梦魇?

    *祸论的旗手们一边如丧考妣地哀叹伟大的俄罗斯军队遭遇了卑鄙的偷袭,一边用最为抒情和热血的文字挑动着读者的宗教热情,沙文主义狂热,呼吁欧洲基督教文明联合起来,尽快铲除东方新崛起的异端文明。

    各国内部,由于这一场大胜,也发生了颇为戏剧性的连锁反应。

    法国,由于其多党民主的传统,成为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缩影。

    中国的胜利引发了法兰西保王思想的滥觞。法兰西的王党们纷纷指出亚洲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了立宪君主体制的优越”,并再次回顾了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兰西的光荣,以及共和国时代的软弱。不过,接下来几派王党又开始了混战。奥尔良派坚决拥护巴黎伯爵亨利为法兰西王冠的正统继承人,而波旁正统派却拥护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卡洛斯之子唐?胡安,即所谓“让三世”,论战演变成了对谱系的辩论,最后变成了对历史上两派的互相抹黑,唇枪舌剑,唾沫横飞。

    这一次大论战成为法国右翼民族主义旗手活跃的舞台。

    巴雷斯赫然提出,法兰西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位“和那位东方皇帝一样魅力超群,能力出众的领导者”,统帅法国对德复仇。

    法国右翼阵地《自由之声报》的德吕蒙更是拍案叫好,不过根据其一贯的理论,他认为复仇的对象是犹太人,而非东部的邻居。这位铁杆反犹急先锋坚定地指出,“中国式民族主义与法兰西民族主义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不同种族的熔炉,都有开放而理性的文化,但中国人的胜利,在于他们把犹太人统一聚居在边远地区,并把他们像外国人一样对待”,他据此提出,“中国人的办法值得法国参考”,“只有把这些贪婪成性,与法兰西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犹太佬送到北非,才能纯净法兰西民族”。他进一步指出,“北非,从气候和环境上来看,都和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非常相似,这根本就是上帝赐给法国犹太人的归宿”。

    这一场论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新秀”还是六年前组建“法兰西行动”的莫拉斯。这位新一代右翼干将不但是宣传家,更是行动派,直接成立了政治组织“法兰西行动联盟”和“法兰西行动协会”,公开煽动要求恢复君主制。

    这位右翼新灵魂在报纸上慷慨激昂地写道:“……一八七o年,法兰西的政治家们忙于推翻帝国体制,建立共和国,那个时候,我们被普鲁士人重创,德意志日耳曼人在法兰西帝国的尸体上建立了德意志帝国;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软弱无力的。”

    “可几年之后,那位东方的拿破仑就在印度支那半岛两次重创了法兰西,歼灭了我们的舰队,俘虏了我们的远征军。又过了十几年,他们建立了帝国,现在又打败了日本和俄国。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的,我们唯一的成就是又多换了几十任内阁。法兰西在争吵不休中原地踏步,而中国人只是做,他们从来不争论”

    “……是的,我们也曾经只是做在伟大的拿破仑皇帝麾下,法国人,只会用大炮发言,用法典裁决”

    这位君主制的狂热拥戴旗帜鲜明地提出,法兰西民族的支柱是军队和教会,而共和主义者正在瓦解这两大支柱,“只有王政可以解救法兰西的灵魂”。

    这位新一代法国右翼巨头甚至带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组织党羽,换上拿破仑时期老禁卫军的服装,高唱“马赛曲”,打出了“宁要拿破仑,不要梯也尔”的标语

    与此相对,法国以统一社会党为主的左翼内部在此刻却发生了大分裂。盖德和饶勒斯要求改组共和政府对德发动复仇,而埃尔韦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则坚持反对民族复仇,认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阶级斗争”。

    素来向往强人政治和王政体制的法兰西军队内部也有不少将军态度暧昧。早在1886-1887年,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布朗热担任法国陆军部长,主张联合保王党人和左翼,建立军事强人统治,恢复拿破仑的荣光。虽然布朗热后来因直接组织颠覆政府被通缉,最后自杀,但其信徒在法兰西军队中比比皆是,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法国人以其传统的大嗓门和夸夸其谈,把这场东方战争的意义上升到了国家体制的层面,让沉默地注视着这些高卢佬的德国人再次感慨这些邻居想象力的丰富和对于辩论的痴迷。